近日，《检察日报》和中央一些媒体报道了一个令人扼腕感叹的案件。１１月３日，贵州省水城县公安局缉毒大队原大队长周鲲在武汉被郑州铁路中级法院以运输、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周鲲曾化装打入毒窝３００多次，抓获毒贩逾千人，亲手缴获海洛因５万多克、冰毒２万余片、鸦片５万多克。有人甚至扬言要花１００万元买他的人头。因工作成绩突出，他曾连连摘冠，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禁毒先进个人”、“全国优秀青年卫士”等荣誉称号。从缉毒英雄到毒贩子，周鲲是怎样完成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角色的转换？

　　有媒体报道说，周鲲在成为毒犯前在人生际遇上遭到了一连串“打击”。

　　２０００年５月４日，本来说好要帮父母拆除煤气味太浓的火炉，可他临时接到一桩千克毒品大案。等次日早晨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办案归来时，父母已经因煤气中毒被送往医院，父亲因抢救无效去世了。而在父亲的追悼会上，恰巧县里一位“有脸面”的人的父亲故去，也在同一个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当时他虽是全国禁毒先进个人，但两个仪式的场面、规模却有很大的差别，心理上的落差从此形成。２００２年，上级公安机关找他谈话，想提拔他到市局缉毒支队负责。可县里领导说，现在的成绩都是多年积累而来的，到市里又得重新再干，县里现正考虑他的位置问题，半年内一定解决。半年后，县公安局调整领导岗位，因种种原因，周鲲落选。２００２年，一个“二进宫”的毒贩“交代”曾向他和另一民警行贿７０万元以换取自由。检察机关随即立案侦查，他被收了枪，在家休息。虽然最终检察院撤案，认定他没有问题，但周鲲心里有了抱怨。这时候，他家的后院也“着火”了：家人投资被骗，于是房子卖了，存款光了，债主纷纷上门催款。所有的人生际遇上的“不如意”累积到一起，他终于下水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周鲲从缉毒英雄到毒贩子的最大原因在于面对人生际遇“不如意”时心态上的失衡，没有把握住最起码的底线。本网１０月９日五版刊登的一起案件和周鲲有些类似，熟读“三十六计”用于管理治安的江苏省淮安市一派出所所长姚克军因工作突出被选为副镇长，却在盛誉之下为钱动了歪心思，“三十六计”被其用于大捞钱财最后成了罪犯。一个在“不如意”时心态失衡，一个在“如意”时得意忘形，英雄和罪犯就在操守的底线边缘徘徊。古今中外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河北第一秘”李真就是在少年得意时忘乎所以，成了罪犯。大汉奸汪精卫也是如此，在日军入侵的紧要关头从国民革命的英雄蜕变成世人不齿的民族罪人。

　　现在的社会上有一种论调，无论是什么人犯了罪，尤其是职务犯罪案件，总是要在寻找制度的原因上纠缠不清。当然，尽量“好”的制度是应该追求的，但是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任何制度的设计总是存在瑕疵。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是要在人生际遇不论“如意”和“不如意”的时候，都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在最紧要的关头，对自己迈出的一步，要冷静下来想想，不要逾越最后的底线——法律的底线。

　　拿破仑说过：“从伟人到滑稽小丑只有一步之遥。”法国著名作家尤瑟娜尔也说过：“天使与恶魔之间仅有一步之遥。”历史反复说明英雄和罪犯之间，有时候也只在于一念之差。这就是周鲲案件给人们留下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