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两位相业彪炳的改革家
◇冯 坚
近年来，史学界认为张璁和明代另一位著名改革家张居正并驾齐名，有同样的名望，并称为张江陵与张永嘉。
（一）两张简介
张璁（1475～1539），浙江省温州府永嘉县（今温州市龙湾区）人。字秉用，号罗峰。嘉靖十年（1531），经明世宗赐名孚敬，字茂恭。温州人尊称他为张阁老。世宗即位后第六天，即诏议其生父为皇考，并迎其母来京。却遭到首辅杨廷和和内阁一班老臣的反对，他们议定世宗应该认孝宗为皇考，称生父为皇叔父。世宗不同意，认为这是割裂亲情、违悖常理的事。实质上表现了权臣和年轻皇帝的权力之争。于是一场长达三年半的大礼议之争开始。张璁博学多才，熟谙史事，精于礼学，自中进士后分发礼部观政，他深感杨廷和等议礼的错误，便奋不顾身，投入战斗。嘉靖元年（1522）七月一日奏上《议大礼疏》，高举“孝”和“尊亲”的儒家大旗，对杨廷和等议论进行批驳，理直气壮，振振有辞，世宗大喜说：“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明史·张璁传》）当时杨一清居家见张璁疏说：“张生此议，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明史·杨一清传》）王守仁也“心喜其说”（《与霍兀崖（韬）书》）《国史传》评论：张璁此论“出所真见，非以阿世”。由此可见张璁是以礼学的真谛战胜杨廷和等老臣的顽固守旧歪理，因而取得世宗的信服和重用，官职随之步步升迁直至内阁首辅。而那些失败者在怨恨下不断攻击张璁什么迎合帝心，投其所好，以求干进，等等诬蔑之词，不一而足。
其实即使有迎合，也不奇怪，主要的还是看他以后的政绩，是不是为国为民谋利益。唐太宗杀兄弟建成、元吉，逼父高祖让位，可谓大逆不道，但他即位后，创造了著名的“贞观之治”，人民还是拥护他，歌颂他。张璁入阁掌权后，进行了一系列弊政改革，如清查勋戚庄田；罢天下镇守太监；惩办赃吏，一时贿赂路绝，等等。后因更祀典，渐失世宗眷宠，为夏言所排。嘉靖十四年（1535）辞职，四年后病死于家，一生善始善终。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嘉靖进士，授编修，嘉靖时以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隆庆元年（1567）入阁。穆宗死后，代为首辅。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前后当国十年，雷厉风行推行改革，如执行考成法，提高行政效率；清丈土地，在全国范围推行一条鞭法；裁汰冗员，减少支出；用名将戚继光等练兵，加强防御鞑靼贵族的攻掠，赢得北方边境长达几十年的相对和平；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成效显著；劝农恤商，四民乐业。总之，张居正要做的事，在他生前都基本上做到了。这是连他的反对者也无法否定的。万历十年（1582）病死，死后被弹劾，遭削籍抄没。
（二）两张的改革，一脉相承
张璁在嘉靖九年（1530），请行编审徭役，即是一条编（鞭）法的前身，它是继唐后期推行两税法之后又一次重大的赋税制度的改革。编审徭役是桂萼于嘉靖九年十月提出，嘉靖十年正月他回归，即卒于家。当时首辅为张璁，赞同桂萼的建议。同年三月，御史傅汉臣据编审徭役提出一条编（鞭）。这种简化税制的新法，给人民带来了许多好处，由于当时朝野许多官豪的强烈反对，只是在江西赣南等少数地区试行。《明史·食货志》说：“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万历九年（1581）正是张居正实施全国耕地丈量，整理全国赋税最后进行统计的时候，次年张居正溘然逝世。
宦官干政是明代的一大祸患。嘉靖六年（1527）十月，张璁征得世宗赞同对宦官干政进行了改革，将天下镇守太监尽行罢撤，使明代这一为害100多年的大弊政，在嘉靖朝基本上得到消除。张居正对宦官的举动也特别关注，如掌管皇家各个仓库的宦官，都有额外收入。当时各省上缴给皇室专用的实物，必须经过管理仓库宦官的检验，才能入库，否则就拒绝接受，解送实物的人员就会长期滞留在北京不能回家。所谓质量并无一定的规格，由宦官随心所欲地决定，如果解送人懂得其中的奥妙，赠送相当的款项就可以接纳入库。张居正得知后，在冯保（司礼秉笔太监）的合作下，把各个管理仓库的宦官大批撤换了，禁绝这种索取贿赂“铺垫费”的陋习。
嘉靖六年（1527）八月，张璁在掌管都察院时，向世宗奏上《宪纲》（共95条），择其中最急切者七条陈之。依照宪纲实行，可严肃风纪，整顿官员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万历元年（1537）六月，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对各级官吏的政绩优劣，随事考成，以纠正官场上的积弊，严肃政体，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明史·张居正传》称考成法推行后，朝廷法令“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张居正又把考成法与征收赋税结合起来，各级官员不得不认真从事，如数完成当年的税粮，还清查出许多豪户地主的陈年积欠，“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七《答山东抚院李浙庵谏治河漕》）
张璁在任用官吏方面，主张推举“廉能爱民者”，不受资历限制。嘉靖九年（1530），他在《论用人》疏上说：“近该北直隶巡抚官奏，欲尽将进士、举人选补此地方州县正官，臣思之心有未安。”张璁认为：“凡州县官无分进士、举人、监生、吏员，但有廉能爱民者，许一体推举擢用，庶在位者各有所奋发，而百姓蒙泽也。”
张居正在用人方面和张璁有相同的观点，坚持“唯才是用”，不受资历、毁誉、亲疏的影响，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加以破格重用。如张学颜“精心计”，深得倚重。（《明史·张学颜传》）潘季驯精通水利，“乃隆玺书，即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操节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责成。”（《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一，《文忠公行实》）两广、浙江等地发生动乱，居正用殷正茂、凌云翼等破剿抚定。浙江兵民再作乱，张佳允抚即定。由于任用得当，“故世称居正知人”。（《明史·张居正传》）
再就改革中的一些细小事情来看，神宗和居正也都效法嘉靖和张璁的做法。嘉靖六年（1527）十月，嘉靖颁赐大学士张璁银图书二枚，一枚刻有“忠良贞一”，若凡朝政有差，忠言未纳，用此印封；诸凡利于小民，关于朕德及政之缺者，用刻有“绳愆弼违”印封，皆以密封来闻。（《歧海琐谈》卷二）神宗六年（1578），张居正回籍葬父，四月中旬离京时，神宗赏赐居正一枚银图书，上刻“忠良”二字，作为密封奏对之用，以防被人私拆。（《明史·张居正传》）
忠君爱民是张璁和张居正共同的心愿。张璁从小心怀大志，以国计民生为念，想做一番事业，十三岁题诗云：“肯使天下苍生苦炎热”。又如写诗指责当道诸公云：“山中定扫豺狼道，天下谁当虎豹关”等。做官后仍心系苍生，在其诸项改革中以及其诗稿里充满忧国忧民的思想。张居正也同样如此，从少颖敏绝伦，怀有爱国之心，人称其为“国器”。入仕后，他曾反复教导神宗，不要忘记“民为邦本”的祖训。他一再要求神宗和太后节省宫廷费用，做天下的表率。他极力阻止兴修宫殿，不赞成向和尚道士滥加施舍，他说：“与其施惠僧道以求福利，不如宽恤百姓，全活亿兆之命。”（《上御文华殿讲读有顷，入至后殿讲训录毕，以南科给事中傅作舟疏进览》）
张璁和张居正的忠君，不仅是忠于当时的世宗和神宗，还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对太祖高皇帝所制定的善政，必须发扬光大。张璁在奏章中多次说到太祖高皇帝的遗训，“仰见皇上事天享帝，尊祖敬宗之心无所不用其极者矣。”“祖宗功德之盛，自古以来莫之有加焉。”（《张文忠公集》奏疏卷六·《再议》《谢圣谕钦定冕服》）张居正的改革基本上是“悉遵成宪”、“更化宜民”，即是要把明朝太祖建国二百年来渐渐变坏了的吏治民俗，通过改革纠正过来，把不利于社稷的主要弊政去掉，把利国宜民的制度建立起来，他们两人的改革无一不是从忠君爱民、减轻人民负担考虑。
（三）为何张璁的改革阻力重重，而张居正的改革一帆风顺？
张璁的改革是在大礼仪结束之后才开始的，这时张璁虽已入阁，权势渐大，但进行大兴革事的阻力，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增大。首先是嘉靖皇帝，他经过这场大礼仪斗争的洗礼和年龄的增长，皇权意识的提高，自然明白朱元璋罢废丞相的目的，就在防止出现权臣。因此，对张璁也不无猜疑，怕他专擅而有损皇帝的独揽朝纲，几次都因为慧星出现，世宗怀疑大臣擅政，于是恩威兼施，或挥之即去，或招之又来，以致张璁宦海浮沉，命途多舛，在入阁辅政的七年间，凡四起四落，其遭际在明代阁臣中也是少见的。嘉靖皇帝的喜怒无常、半信半疑，大大影响了张璁改革的积极性，伴君如伴虎，还不如早退以保残躯。再如遭到一些守旧保守的顽固同僚的反对和阻挠，张璁在阁九年，一直被他们视为政敌。如当时被称为“四铁御史”冯恩，上疏请斩张璁等三奸。那时哈雷彗星当天，冯恩比张璁是根本之慧，汪宏是腹心之慧，方献夫是门庭之慧，并说三慧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虽欲弥灾，不可得已。嘉靖见疏大怒说：冯恩非专指张璁三臣也，徒以大礼故，仇君无上，死有余罪。”（《明史·冯恩传》）那时诋毁张璁的人，实在不少，正如《明通鉴》所说：“孚敬以大礼、大狱丛诟没世”。这对张璁的改革必然带来很大阻力。因而张璁的改革也只能断断续续地进行。然而张璁的改革为张居正开了好头，树立了样板，其功不可没。
万历初年，张居正跃居首辅，慈圣太后十分敬重他，以幼主神宗相托，待之以师相之礼，甚至要求居正辅政到神宗30岁。太后恪遵祖制，不搞垂帘听政，一心一意信赖居正，言听计从，虽谤言屡起而不惑。居正也忠心耿耿辅佐幼主治理国家，十年之间，励精图治，总揽朝纲，兴利除弊，终于做到“海内肃清，四夷慑服，太仓粟米可支数年，寺积金不下四百余万。”（《国榷》卷七一一万历十年六月丙午条）这种中兴景象，百年未见，后来直至明亡，60多年内也再没有出现过。当时的人，据此已经认定张居正是“救时宰相”了。（《张太岳集》）
（四）张璁、张居正死后结局大不相同
嘉靖十八年（1539）二月，张璁病逝于家，享年65岁。明世宗在承天，闻噩耗伤悼不已。缀朝数日，同年七月初四日，嘉靖皇帝颁发诰命，记述张璁简历及功勋，封赠“太师”，又取危身奉上之义，谥号“文忠”。荫子张逊业为尚宝司丞，张璁元配蔡夫人，加封一品夫人，继配潘夫人，加封一品夫人。命有司治丧葬，特越常典，遗官谕祭，如例有加，仍令有司护持其家。眷顾之隆，始终不替。敕葬凰岙，敕建家庙，有司春秋致祭。（《张太师世家三集》）孙张汝纪，万历中官至知府，廉洁正直，有如先祖，撰有《张文忠公世家》五卷传世。
万历十年（1582）三月，张居正患病溘然逝世，神宗为之辍朝，以国公兼师傅之礼相待，谕祭九坛，谥号“文忠”。在居正去世前九天，万历加封居正为“太师”。这些都是效法世宗对张璁的做法。但是到了第二年（万历十一年）三月，神宗突然变卦，下令追夺张居正的官阶、谥号。十二年二月抄家，八月榜示居正罪状于天下，说他“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联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弟居易，子嗣修，孙顺、书，都永戍烟瘴之地。（《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二年八月丙辰条）
如此风云突变到底是什么原因？居正死后，各种反对者纷纷责难，包括宫中曾受仰制的宦官，被逐斥的言官、因改革而失去既得利益的人，继任首辅张四维，想更变朝政，以团结为居正所沉抑的“海内正人”收买人心。连神宗也辜负了张居正的悉心教导，迷失了方向。但是，这与张居正律己不严也有关系，他没有像张璁那样“持身特廉”，这才给人以把柄。
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关系甚密，冯保背后有太后撑腰，权势倾国，贪财好货。张居正投其所好，先后送给冯保名琴7张、夜明珠9颗，珍珠帘5副，金3万两、银20万两。终于换来了冯保对他的鼎力相助，帮助他在权力斗争中击败政敌首辅高拱，坐上了内阁首辅的宝座。正因如此，他就不得不用腐败手段来确立和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而这一切最终又必然会导致他的腐败。
看，张居正当权时的气派。万历六年（1578）居正回籍葬父，一路上气势烜赫，乘坐32个轿夫扛抬的大轿，轿内有内外卧室及客室，还有两名小僮在内伺候。随从的侍卫中有一队乌统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乌统在当时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当地的藩王也打破惯例出府迎送，和居正行宾主之礼。
张璁几次致仕还乡，说走就走，随身只带一只衣箱，两袖清风。他说：“臣平生不志温饱，不事产业，年过五十守祖父薄田数十亩，未尝有求于人，今窃厚禄已愧，难胜不义之财，奚啻粪秽。故臣讲礼以来，攻击之章，无虑百千万言，终莫有以贪污加臣者。”（《张文忠公集》）
张居正死后，有人上疏指控冯保大量贪污受贿，家资富饶胜过皇上。这一诱惑激起了皇帝的贪心，他下令逮捕冯保并抄其家，结果抄得金银100多万两，珍珠古玩无以数计。皇帝尝到了抄家的甜头，怀疑张居正和冯保有染，也有非分之大量财宝，终于导致祸发身后。
从居正家抄得财物110台被抬进宫门，其中包括御笔四纸，也就是当年皇帝赏赐的，称颂张居正为忠臣的大字。财物中并没有值得注意的珍品。他们认为张居正死后这两年之内被家属花费、转移的物资金钱必须全部追补，即所谓“追赃”。张居正的弟弟和儿子在原籍江陵被拘留，凑缴的各种财物约值白银十万两以上。这个数字远不能符合估计，于是执行追赃的官员对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严刑拷打，敬修供称，确实还有白银30万两寄在各处，但招供的当晚，即自缢身死。几天之后，张家一个仆人也相继自杀。
张居正死后，神宗又做了38年皇帝，始终没有给居正平反，直到熹宗天启二年（1622）才恢复原官，予以葬祭。国危思忠臣，惜乎晚矣！
综上所述，张璁和张居正在执政时，都实行了新法，善政多端，专务以德化民，治有异绩，实为明朝中后期的两位中兴贤相。他们两人从少精敏绝伦，皆是天才英特。为官在朝，赐明果敢，耿直无所忌，遇事敢言，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因此被人称为“张永嘉和张江陵”，有同样名望。
〔作者系温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1921年生，194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著有《张璁年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