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辉坦言：我不是浙派人物画家，我是中国人物画家。
    ■刘国辉直言：没有新的理论支撑，新时期水墨人物画将无所适从。
    ■刘国辉放言：新世纪将在山水、花鸟画家方面出现集大成者，而人物画家则应该出现划时代人物。
 
    深秋的一个上午，我和刘国辉老师坐在西湖一隅———一个洒满阳光的茶室里品着香茗。
    那天，谈得最多的当然还是他的画，从《耕云记》、《岳飞奉诏班师图》一直谈到他主持的“高研班”及以后都市人物的创作。
    再过几天，刘国辉将在上海中国画院举办他的历史回顾展，展示他创作、教学、科研的成果，勾勒他近20年来的心路历程，时值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市有关部门和中国美协、中国美院及上海中国画院将一起大手笔操办此事：“廿年一度，莫失莫忘”的约会，谁能错过？在展览之前，我有机会倾听一个视艺术为生命，一个淡泊如水的美术家心声，或许写出这段文字届时能给读者和观众些许提示。
 
    记者（以下简称记）：刘老师，再过一段时间，你将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在我的印象中，你画的作品不少，作品集也出了不少，但很少参加展览，个人展览我更是没有印象。这次拿出百余幅“登陆”沪上是出于什么样的初衷？
    刘国辉（以下简称刘）：很少搞展览，不是说不搞展览。在国内我和卢沉就在家乡苏州，在南京举办过一个二人联展，另外，主要是在由港、澳、台一些学术团体和文化经纪人策划统筹，举行一些中小型展览。但由于宣传较少，一般人都不太清楚。这次在上海展览的作品是我这20年来的一个总汇，各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我都找了出来，希望能够通过展览作一个回顾和总结。同时，这次上海方面把我的展览档期安排在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很多好朋友都能在上海见见面，还能听听他们对我的作品的看法和批评，我觉得挺好的。但是，由于系里工作很多，用在自己展览上的时间就很少了，许多工作感到仓促。
    记：据说，这个展览是个纯学术性的，你是否给展览定一个什么调子？或者说是有什么主题词？
    刘：之所以说是学术性的，是因为我的这些作品当初创作和现在展示，都只是从人物画发展和人物画教学的学术层面上来考虑的，而没有商业上的想法。120余幅画都是在教学过程中和教学工作之余完成的，它的主题始终是要对人物画发展的诸多方面，诸多课题作出学术性的研究，这是些学术研究的成果，我是画家但我更是个教师。所以说，这是一个学术性的展览，而非旨在销售的商业展览，当然，它并非就不可以具有商品价值，但这并不是我现在考虑的。
    记：你前些时写过《浙派人物画》的文章，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刘：说到浙派人物画，我想多说两句，前些时有张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说的是几位好心人，在讨论谁是当今浙派人物画的掌门人，这可能是我的那篇文章惹的事。承蒙抬爱，把我也提出来了。当我看到文章后，我只想赶快告诉他们：我决不加入这个竞选，第一，我没有做领袖的欲望，现在，我只想画好自己的画，带好自己的学生。第二，我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背景对于原有的浙派人物画来说太不正宗了，因此，把我放进入选名单实在是错爱了。
    记：这倒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能不能给我一个更详尽的解释？
    刘：那篇文章是北京一位理论界的朋友约我写的，可能因为我是目前国画系的负责人的缘故，因此，站在这样一个立场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其实作为带有地域性而具有自己艺术特色的还有北京、东北、广东、西北和江苏等，当然规模、成就和影响各有大小，发生发展的时间也不尽相同，但是，都是组成当代中国人物画整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对于浙派人物画，我看重它对笔墨运用的讲究，以及整个教学对文人画艺术深度的认识和学术上的把握。但是，我对这样一种精英文化、贵族文化的全心揣摩，学习和体悟的时候，我并不认同同时胎生的贵族化了的学术等级和惟我独尊的审美评价标准。我敬崇蒋兆和毕生体会人生的艺术苦行，和对群体生命的关爱。我十分喜爱黄胄，（特别是中前期）他为表现生活而无拘无束，激情满怀。在我看来，言必称笔墨并非是弘扬民族文化合理的延伸。
    我的生活经历和长期所处的景况，特别业已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注定了我的画必然会带有较多的平民化色彩，普通人的生命状态更易拨动我的心弦。因此，在我看来人物画对人的关注和表现是最根本重要的，由此，笔墨才能找到它合适的位置。再高贵的笔墨也不能改变它作为工具性的本质，或许我正在这里背离了某种条例，而自觉地退居浙派人物画的边缘。
    记：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画人物创作的问题主要还是笔墨问题。脱离这个前提妄谈中国画改革和创新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我听说不少人画一张中国画用两、三年的时间，然后激动地告诉受众，他能像油画一样把每个面都转得过来。这种套路有几个尝试就足够了，都挤上这条路，干吗不去画油画？
    刘：我们面临的不是要不要笔墨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笔墨问题。
    你刚才说中国画、油画之间的关系，其实在当今中国画评选中并不主要。张仃与吴冠中两位前辈的争论，说的是笔墨，但争论的实质是要怎样的中国画的问题，二老心中认定的中国画样式是不同的，所以才派生出笔墨的问题。在吴先生的画中并不存在笔墨的问题，而在张先生的画中笔墨却至关重要。在当今同意吴先生观点的人是属于少数的，因此，它并不是主要的问题，而要怎样的笔墨的问题似乎更具有现实意义。传统的笔墨是一种文化积累，他的成熟需要长时间的锻练，翻翻前辈大师的早期作品稚嫩、狂野的笔墨并不少见。今天参加展览的作者趋低龄，要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就具有成熟画家看得过的笔墨是不现实的，是近乎苛求的。那些自认为好的笔墨的人都不再参加展览了，那么如何再从展览会上找到好笔墨呢？我想少一点埋怨、责难，多一点期待和引领情况会好转的。更何况笔墨的发展往往是在成熟过程中同步的，不是说我将传统功夫全部拿到手再来进行创造，这种阶段的划分甚难，谁又能说我此时此刻已经对传统全部掌握了呢？
    当今中国画画展中主要问题是笔墨么？我看又是，又不是。
    记：那主要问题是什么呢？你现在反戈一击，口气中还似乎还有“反”的意思（笑）！
    刘：我对笔墨的研究、学习，由我的画我的文字作证。我之所以潜心研习，是因为这是一份宝贵的财富，放弃学习接受这份遗产是傻子。然而我的学习是为了运用、为了今天的创造、我反对笔墨的“古董化”、“八股化”。我们在追求笔黑的精致化的时候，我们是否感觉到了绘画作品中人文关怀的失落、精神家园的失落。其实，这不仅是绘画，大而化之整个艺术这种精神的失落，正是当前要充分引起人们注意的。
    古人说“笔墨当随时代”，到今天我们却变成“笔墨当随古代”了，这不成了笑话。记：你在《人物画谈———和研究生的一次谈话》中提到这样话题，原文我记不清了，大意是人物画必须从传统“文人画”理论的桎梏下解脱。但是，我想工笔或者偏工的人物画创作不去说，意笔人物画不以“文人画”理论作为基本法则，它则缺少一个理论参照系、谈其发展何其容易。
    刘：综观一下绘画发展史不难看到这样一个史实，文人画兴，则人物画衰，个中原因恐怕是有一本书可写的。它们内在的价值趋向和审美标准等许多方面是不合拍而且对立的，“诗赋之余事”的，悠闲、潇洒与人物画的功利，是二种从艺态度。一个是文人雅士，一个是艺工苦力。倡说南北宗的董玄宰也不能无视仇英的精湛技艺，然而，他说：“顾其术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绘画，殊不可学！”试想，我们能指望此等雅士为人物画准备理论后备吗？现在看来文人画家对某些东西的蔑视，不仅是不喜欢恐怕也是不能。整个中国画论对人物画的论述部分是非常有限的，虽然早期就有很精辟的论述，然而除了一些大原则以外，真正对人物画本身作深入的研讨是相当匮乏的，文人画发展就更善可乏陈了。更何况今天的人物画描写对象不同，受众不同，陈设展示的方式不同，社会对它的要求不同。总之，它已不是原来历史上那个人物画可同日而语了，已加进了许多许多新的东西。古代“文人画”理论，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为今天的人物画所寓乐的理论。当代人物画的理论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建树（当代的人物画家和理论家共同来建树）。当然，从“文人画”桎梏中解脱并不等于不去研究学习“文人画”的好东西。
    记：就目前来说，是不是也说明当下人物画的创作缺少相对应的理论框架，而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选择了“文人画”。
    刘：我对此的认识也是逐步明确。在别人和自己几十年的绘画实践中逐渐感到了那种通常的论说与实践之间出现的尴尬，要么“笔墨当随古代”，削足适履把现代人物画创作回到古代去，按古代的模式亦步亦趋，甚至再去画三二笔的高雅的古人或把当代人古雅化，等等。要么按照我们的目标迈开步子走，把过去的一切都看作为我们所把握的资源，我是主人而不是奴隶。我学习是为了创造而不是守旧。人物画的理论你说有似乎也早有了，古代、现代、当代都有些述著。但是，真正能给当代人物画以学术上正确的导向的研究还远没有到位。某种意义上说，理论上的深度和厚度正是实践的深度和高度的折射。只有在实践，已经非常深的进入之后才有可能理论给以深度的总结和阐发，这里实践和理论是兄弟、是师友。而当今人物画家的理论思考更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可惜的是当今的艺术家受到的诱惑实在太多太大了，能正确处理个中关系并非易事。但是还不忘高喊淡泊、画品、人品之类，这份高难度的辛苦真让人不忍谛听，说着、说着就离题了，抱歉。
    记：你的画用我的眼光看还是写实一路的，在近段时间似乎更对都市人物感兴趣，用你的说法可能是完全没有理论相依托。那么你在创作和探究过程中又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呢？
    刘：我之所以采用写实的手法，我之所以对都市人物感兴趣，甚至对一些非常贴近的生活感兴趣，这当然都源于我的人生态度和对我从事的艺术的认识。这里内隐着一种理论思考，这是一种由中国古代的、中国当代的，以及一些来自西方的理论经过我自己思考梳理，选择而组合成的。别人可以不屑，我自己却是坚信并愿为之努力到底。人各有志，勉强不来这也是当代性的特质之一。
    我采用写实的手法，第一是我几十年的学习，受的基本训练是写实的，越往里进越觉得还有许多未竟的课题，用我一辈子也没法全部去涉及去把握，对此兴致不减。第二，写实绘画范畴非常丰富多样，对于中国水墨人物画来说离开了“文人画”的桎梏天地为之一宽，还有许多可用武之地。最近我去了一次俄罗斯，看了几个博物馆见到了许多久违了的画，让我深深为之一震。那是怎么样一个宝库啊！对俄罗斯、苏维埃的写实绘画、历史总有一天会给以重新评价的。对此我深信不疑，为此我更坚定了从事写实绘画的信念和兴趣。第三，带有根本性的是我的根深蒂固的平民意识，我曾经接受的教学的顽固性，使我不会认同精英化的东西，我会与平凡、普通站在一起，更关注华彩下的困顿，喧闹后的冷寂。由此，我之选择写实手法，我之选择有些画题都是必然的。
    再回到上面的题目，画家怎样去作画都和一个理论支持有关。但是，就当前来说，完整的有权威的为实践所认同的理论还没有形成，因此这不能不对当今的人物画发展带来影响。而没有理论支撑，当代人物画将会无所适从。
    记：你倒是给当代美术理论家一个鲜活的课题。
    刘：美术史是由画家和理论家共同撰写的，缺一不可。画家不像理论家那样有缜密的思辨能力，而
    理论家如果没有个案的例证，也只能做一种幻想的假设。
    记：问题是现在都有了，就是没人做。
    刘：这样说好像不太准确，其实两方面都有人在关注，在着手工作，只是还没到成熟的时候。
    记：你是否想过在适当的时间写一些关于当代人物画创作的理论文章？
    刘：现在还没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想法在一些短文中也都说了。如果以后有时间，可以做这方面考虑。
    记：我在你的近几年创作中发现，你在题材上，从少数民族到乡土题材再到都市人物一步步嬗变，似乎离你的生活越来越近。这或许也是当代的一个现象，现在在山水画创作中有不少就开始着眼于都市山水。
    刘：这就对了。对于一个人物画家来说，没有比需要一个积极的人生态度更重要的了。人物画家应该是入世的，人物画家的作品如果不能反映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征，至少说他的创造有点可惜。历史上水墨人物画是个薄弱的环节，远没有像山水画那样发展到“画法大备”的成熟程度。你画西装、皮质服饰、茄克肯定就没有固有的笔墨程式，特别是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对当代人精神刻划深度表现等等。那么，就要去研究、去探索，而从这一点也可以去发展、完善人物画里一些纯技术的问题。关注当代，寻找拓展人物画的可能性，画自己比较熟的题材，可以在创作过程中减少阻碍，驾轻就熟地把握传统中国画的特质。但是，表现领域过于狭小，也会带来其他问题的。
    记：你是一位对艺术所承载的、文化使命考虑比较多的一位画家。我想，读你研究生的人真苦，一边要苦练杀敌本领（基本功），一边还要向理论家的方向努力。
    刘：做画家本身就是个苦差使，尤其是人物画家，而做个好的人物画家更难。大家都在说画家要补理论课，确实，作为教师面对新世纪，提高理论修养，将是十分重要的。20世纪这100年人物画发展的太快了，很多优秀的近代人物画家被“筛选”后，已经成为新的传统的一部分，成为更年青一代的启迪。
    记：最后顺便问一问，你觉得即将来临的新世纪，中国画坛将出现什么样的格局？
    刘：我是最不信预测和说理想的。我几乎是一个实际主义者。就中国而言，我想青年人会成熟起来，传统笔墨的把握为更多人所重视，成熟的作品更多起来。人们更习惯于在艺术的五花八门的环境中生存。抬头看看街上在吆喝什么，然后埋头还是去种自己的地，指望秋后也有分收获，城里人吃吃“三明治”忽然想起那红薯还是蛮好吃，因此红薯的地还有种头。中西融合与坚守阵地怕还是照样存在，大多数人还是在这中间行走。人们渐渐明白要想去把别人说倒这做不到、也挺累，还是关起门来把自己事情做好最实惠。有些人本来就是把画画当作晋升的手段，获利的工具，在新世纪里会做得更好、更有经验。当然，一定还有不少人还在认真地对不起自己，不把自己累死如李伯安不罢休，去追寻那个艺术的梦，真正到达终点的，大家都知道是少而又少的。但是，还是日复一日辛苦着，我想二十一世纪是会出现真正的大家好，因为整个二十世纪已为它作了铺垫，这铺垫是非常非常丰厚的。因而，在这样的沃土上长出参天大树就是必然了。细想起来我们这年龄段的状况大致已看出，只是看你用什么标尺，而如今三四十岁的则是下个世纪最有望的一拨，那是会出大大画家的，原因呢？说起来又要很多话，就打住算了，如何？

美术报记者 谢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