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信息产业部日前联合发出通知，规定自2001年7月1日起，取消市话初装费、移动电话入网费等专项用于邮电通信事业建设的政府性基金；地方出台的农村电话初装费以及附加在电话上征收的其他政府性基金项目也同时取消。中国电信此番举措，不论其程度如何，到底是在进步，也是让人欣慰的。可是，看了同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文章《别了，电话初装费》，让人还是气不打一处来。文章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电话初装费也是国家对收入分配的一种调节。”

    “电话初装费也是国家对收入分配的一种调节”，这个观点很新，但还是让人一头雾水。国家不是有税收制度吗？个人收入调节税、遗产税、存款利息税，不是调节收入分配吗？电话初装费也是调节？“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哪种意义上讲？收电话初装费是从调节亿万富翁的收入意义上讲，还是从调节一个下岗工人的意义上讲？是从调节深圳特区人民的高收入意义上讲，还是从调节中西部贫困地区人民的低收入意义上讲？是从调节领导阶层安装家庭电话意义上讲，还是从平等的“国民待遇”意义上讲？可以说，不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贫困地区老百姓穷，往往电话初装费却高于发达地区；城市比农村富裕，可农村初装费往往高于城市；领导干部比百姓富，可领导装电话根本就不需要自己掏钱，公家可以报销。所谓“电话初装费也是国家对收入分配的一种调节”一说，只不过是睁开眼睛说瞎话。

    我虽然对电信收费很反感，但也不得不承认，电信收费不论在时间上空间上或者在价格上还是讲究人人平等的，即使对特权阶层也不例外。电信好就好在没有双轨制，最多也是省市间的一点小差别而已，这种同等收费标准及一次性收费的办法根本不可能对收入分配起调节作用。如果硬要说“电话初装费也是国家对收入分配的一种调节”的话，那也如我在《不要乱说“代表人民利益”》一文中所说的，只是代表了“电信人民群众”的利益，肥了“电信人民群众”。据了解，电信部门财大气粗，有的买下了亏损倒闭的工厂建高标准住宅；有的过年发高档西服，发高级领带，发高档皮鞋，大都是奖金一叠叠地装进口袋。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电话初装费也是国家对收入分配的一种调节”，因为这种“调节”的功劳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提高了基尼指数，加大了行业间的两极分化。除此，别无调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