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观察报》报道“把北京的火葬场搬到天津还可以。”一位前北京市政府高官谈到京津合并问题时不无揶揄地说。他说这话的时间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向他提出咨询的是天津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穆学明。
    今年3月，穆学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案：将天津与北京两市合并，用5年至10年时间将其建设成为世界级国际大都市。
    穆学明建议将京津合并列入国家“十五”计划。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则认为，行政区划变更须由国务院作出决策，他们无此职能。穆学明对这样的答复非常不满意，“我还会继续提交这样的提案。”
　　
　　环渤海正在没落
 
   京津合并，这个有着难以抗拒的巨大吸引力的构想，其实是京津冀北地区城市协调发展这个老课题的新设计。由京津领衔的环渤海经济区曾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但现在已经滞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20年来，珠三角和长三角走向了良性循环，而环渤海却愈来愈落没。

    北京为自己的定位摸索了半个世纪。清华大学教授曾昭奋说，北京目前的城市建设，实际上是在八十年代的基础上摊大饼——20年来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由二环摊到三环、四环、五环，不仅越来越不适宜居住，而且已经非常不利于城市的经济运行和行政运作。而北京市政府斥巨资建设的14个卫星城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这只能表明北京城区功能聚集已相当严重。北京城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伦敦等大都市，穿越这座城市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正变得越来越昂贵。

    这种非理性的扩张，如今又受到房地产狂热激情的左右，城市规划驾驭已是有心无力。北京正变得越来越庞大而松垮。

    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教授忧心忡忡：北京直到今天依然面临当年的问题，其严重性甚至超过当年。禁用含铅汽油、修建新马路和立交桥、装备道路交通管理监视系统，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现代化”措施显然不是治本之策。吴良镛认为，“修路建桥永远跟不上城市的膨胀。探讨大北京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战略已经迫在眉睫。

     “大北京”规划

    协作还是合并吴良镛提出了“大北京”概念，这实际上是京津冀北地区（包括京津唐、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的简称。今年10月12日，被简称为“大北京规划”的“京津冀北城乡地区空间发展规划研究”通过建设部审定，该规划的主持人就是79岁的吴良镛教授。

    其实早在1982年，当北京市第一次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就提出过首都经济圈的概念，但此次规划耗时两年，凝聚了几百位专家学者的心血，其自身的分量以及受关注的程度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如此大规模的区域规划在国内尚属首次，目光也更多地落到了京津两大直辖市的较量与融合上。

    在北京气喘吁吁负重前行的时候，天津城市发展也是关山重重。“可以说整个京津冀北地区都面临挑战。”吴良镛列举种种“挑战”如下：缺乏区域观点。多年来北京、天津及其他城市各自为政，城市发展目标相似，产业结构雷同，生态环境系统缺乏引导控制，结果导致整个区域资源使用浪费和发展水平落后。

    有人说，京津两大直辖市是计划经济时代生下来的双胞胎，但天津由于营养不良，几乎变成了“寄生胎”。吴良镛说，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它不应该是盲目竞争和不公平竞争，城市发展不是一场你赢我输的赛局。

    “大北京”规划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其核心就是使“大北京”地区共同发挥我国经济、文化等中心的作用，通过空间上的“疏散”和“集中”，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促进区域整体发展。

     大首都特区构想

    穆学明认为吴良镛教授主持的“大北京”规划并没有跳出区域经济协作的传统模式。他的构想是，将北京和天津分别设立为特区，现有行政级别不变，在两个特区之上设置大区政府，行政长官可以是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但是现在，北京市往西北方向发展，天津则是向东南方向发展，两个城市正在反向赛跑，在学术领域中，谁有力量把它们聚拢在一起？”

    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参政议政委员会提出了一个非常前卫的设想———创建“大首都特区”（或北京大区、国务院华北行政直属管理区）。他们的规划思想涉及到更大的地理范围和功能，以“大首都特区”为形式，由京津唐保廊大城市直接对口就近参与西部大开发，就近对口参与扶贫脱困脱愚，全权负责治沙防沙、引水节水、退耕牧还林草以及开发式移民脱困工作，并享受国家特殊优惠扶持政策，比如优先上马重大基础项目工程，比如中央财政公共转移支付和返还全部或部分上缴中央财政国税，等等……相应同步推进以大首都城市圈为中心的华北大城市群开发。泛华北地区全部资源重组，产业结构布局重新整合，早日将环渤海中心地带（海滦大辽河全流域及黄河下游地区），建成中国东部沿海第三个国际化大都会地区。

    这种“大首都特区”有巴黎大区和东京都的影子，它的目的已不仅仅是为京津合并而合并，而是将京津一体作为“泛华北五环绕复合同心圆圈区”的核心圈，逐层外向辐射拉动，最终形成一个强势的所谓“泛大华北区域经济协作地带”。这份涉及更多内容的10万字研究报告，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千万别“庖丁解牛 ”

    但这份引起“重视”的报告过于强调深化区域内的政治体制革新，所以它的实施难度可想而知。而吴良镛教授主持的规划赢得了更多的掌声。

    不过吴良镛们的规划缺少具体实施方略。他说，一个报告不可能百分之百解决全部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一阶段就是“庖丁解牛”了，把问题分解开来。“看上去好像没有办法下手，其实把它分解之后，就可以找到下手点。”

    我们担心的是，一旦进行“庖丁解牛”，探究具体实施方案，这样一个令人激动的规划又会重蹈“泥牛入海”的覆辙。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以调整行政区划来实现地区进步。但吴良镛坚持自己的观点———区域经济合作标志政治进步。“要看到希望”，“连欧洲共同体那么多国家都在协调区内贫富差距问题，我们两市一省的问题应该不难解决。”老人一直称自己是“极为乐观的杞人忧天者”。他心中装着一个由市场自动生成的“大北京”。

    穆学明问：区域合作是一种进步，但是，我们为什么一直搞不好呢？他对记者说，你们这些比我年轻的人，一定会看到京津合并这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