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定邦出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到史美伦就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已在中国证券界蔚然成风。
　　随着开放式基金相继问世，一些基金管理公司也展开了激烈的人才争夺战。让人大开眼界的是南方基金管理公司。今年7月，南方基金管理公司出资5万美金在《华尔街日报》大登招聘广告，结果一个月时间里收到300多份求职申请，这其中外国人占到50％，更有不少是华尔街的精英分子。
　　许小松：有差异是正常的
　　许小松本身就是一位“海归”。这位毕业于加拿大阿尔伯他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国内的首份工作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所长。现在他的身份是南方基金的首席经济学家、副总经理。别出心裁地在《华尔街日报》登招聘广告正是许小松的创意。
　　《财经周刊》：南方基金为什么要向海外招聘人才？
　　许小松： 加入WTO以后，游戏规则要按国际通行规则进行，你不可能独善其身。当然要引进熟悉国际规则的海外人才。加入WTO基金业面临的挑战要远远大于机遇。这一点早已开放的台湾基金业发展是前车之鉴。很多小规模经营品种有限的公司最后被外资基金公司收购。搞不好这会是中国大陆基金业的明天。
　　《财经周刊》：那么加入WTO以后基金业到底面临哪些挑战？
　　许小松：中国基金业主要面临四方面挑战，首先是观念，中国基金业是在证券市场发展不成熟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投资中必然带有与现实市场状况相适应的投资理念。基金黑幕和最近基金业出现的问题都已表明，观念转变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当然，基金业面临的另一重要挑战是人才。中国基金管理公司最初都是由券商和信托业发起成立的，而且由于规模小、国内型市场，引进人才受到限制。这种状况的结果是基金业内熟悉中国国情和证券市场操纵手法的人多，而熟悉了解国际市场做法的人少，造成基金公司里投资型操盘和调研型人才多，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客户服务市场开拓缺乏人才，人才结构不合理，而后者在国外基金公司中占有比例相当大。
　　基金业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机制挑战。这一点与国企类似，在人才激励约束机制、公司治理方面都存在缺陷。
　　第四个挑战是中国基金业规模太小，如果允许国外大基金公司进来，它们完全可以做到前三年不要管理费，在中国这样一个投资者对管理费敏感度很高的国度，它们打败国内公司完全是小菜一碟。
　　《财经周刊》：处于生存压力下的中国基金业到底应该向国外学些什么呢？
　　许小松：中国基金业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首先是规范化、科学化的内控及监察稽核制度；其次是投资决策理念和程序，程序性不够带来个人道德风险比较大。在制度规范方面我们一直在做调整，比如目前中国基金公司研究部的职责主要是提供宏观环境及个股研究报告，但是对于研究结果并没有后市跟踪监控。因此，最近，我们由海外回来的人士，按照国际基金业运作的惯例，成立了一个组合投资部门，负责公司投资组合构造、风险控制、业绩评价以及开放式基金流动性分析管理，南方是国内第一家成立这个部门的基金公司。
　　《财经周刊》：南方基金公司招聘回来的海外人士在投资理念上与国内基金经理人有何差别？如何解决这种差异？
　　许小松：思维上有一定差异是很正常的，任何人做事都有其历史烙印在里边。海归人士个人确实有一个适应国内市场环境的过程。我们公司主要从制度、程序、理念上逐步引进海归们的想法，但在具体操作上我们还是尊重有着丰富市场经验的国内人士。
　　中国基金业发展进程不是谁能改变的。一种投资理念的形成，是这家公司在特有市场情况下总结经验形成的，人为地区分以前和现在的投资风格好与坏不科学。尽管中国市场单一，但我们公司原来经理人很愿意学习西方操作方法，海归和国内经理人的观念都在逐步融合、取长补短，大家在往一个方向走，而不是背道而驰。
　　从管理层而言，引进海外理念是为了发展，但前提是必须符合中国国情，这样就得在国际规范与中国国情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南方基金引进海外优秀人才时间还不太长，目前主要是引进一些先进管理方法、新的投资理念,使我们基金管理更趋国际化。我感受最深的是，海归人士进入南方基金后，我们基金投资更强调理性、组合投资概念， 注重不同行业资产配置，强调开放式基金的流动性。
　　《财经周刊》：以南方基金公司经验，怎样才能使得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工作做得更好？
　　许小松：我们在《华尔街日报》登出招聘广告后，反响非常热烈，不仅有华人，也有外国人来应聘，这反映出很多人已看准了中国经济以及基金业的发展机会。海外华人大多有强烈的家乡情结，而且因为社会文化价值观不同，华人个人价值在国外并不能完全受到认同，而有了钱，人们的个人价值尊重需求往往更大。这是海归们选择回国的主要原因。
　　我们南方基金在引进人才与现有人员关系方面想得比较周全，由于机制的问题，目前引进人才上还有些障碍，福利待遇不是太好解决，那么南方基金对引进人才适合做什么工作就给一个相就应的位置，可能是技术性的，也可能是行政性的位置，在同样位置同样待遇，并不会给海归工资高。当然，考虑到远涉重洋费用，我们会给他们一些安家费。
　　李怀忠：华尔街来客
　　华尔街高手李怀忠，算得上是南方基金的得意之作。不过，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的李怀忠并不像美国电影所描述中的华尔街精英那样一开口就滔滔不绝眉飞色舞，他不紧不慢的语速、不拘言笑的神情，给人一种稳重成熟的可信赖感。
　　李怀忠是那种根正苗红的留学生。1990年清华大学化工专业毕业，在广东工作了一年，1991年底考取全奖前往美国读书。早在清华时李怀忠就想学习金融，所以到美国后他学学停停，直至后来考上卡耐基梅隆大学金融专业。1997年获得金融硕士的李怀忠，进入华尔街上的德意志投资银行负责全球市场固定收益投资。以后又到一家对冲基金工作。
　　现在李怀忠经常会被人问到“为什么要放弃美国二三十万美元的年薪回到中国？”习惯于理性投资的李怀忠在这个问题上也很理性，“我主要基于这两个判断，中国经济形势未来5年到10年将保持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不断提高。”其实，在李怀忠严谨细致的外表下还有一颗感性自尊的心：“在美国呆了快10年，还是有很多东西不能完全接受，因此，我虽然早就拿到了绿卡，但却一直不愿去宣誓。”
　　当然，回国后李怀忠的收入可能只有国外的三分之一，但他认为,中国基金业收入在国内来说已是相当高了，同等货币在中国可以比美国购买到更好地生活质量。“况且，加入WTO以后，金融业人才竞争激烈，工作成就会与收入成正比。”
　　从去年中国加入WTO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后，李怀忠就开始关注中国基金业。今年南方基金在《华尔街日报》的招聘广告刊出后，李怀忠觉得是到了回国的时机。回国后，李怀忠北京上海深圳跑了5家基金公司，他觉得国内基金公司在管理上要学的东西还很多，自己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李怀忠的目标是找一个有一定规模、操作历史久一点的公司，最后他选择了南方。
　　尽管回来时已做好思想准备，但李怀忠感觉国内基金业与国外还是相差很远。“美国基金业发展了七八十年，它们的理性投资理念和投资流程制度可以避免人为制度造成的道德风险，这一块国内基金业还要进一步理顺。”另外，国内为基金服务的机构也很缺乏，而美国有很多私立研究所、投资顾问公司为开放式基金提供市场调查、招股设计、销售渠道以及公司研究的服务。国内投资者的观念也未与国际接轨：“很多客户他们只讲回报率有多少，而不会比相对投资价值，将一家基金去与同业指标相比。”
　　最近业内有一些外国证券业管理制度是否适应中国的争论，李怀忠认为，投资是一种职业，在美国、中国都一样，不能因为市场环境不同强调国情就放弃职业道德和严格监管。
　　李怀忠回来后为南方组建起了组合投资部，这个7个人的部门主要任务是做投资组合行业配置、政策策略研究、开放式基金流动管理、社保保险基金新产品开发等，这个定位颇高的部门实质上是架起研究与投资的桥梁。
　　这个部门里既有海归也有本土人士，李怀忠说，这样的人员搭配可以保证他们所制定的解决方案不会走极端：“我不会将华尔街的做法马上照搬回中国。”李怀忠说，目前国内基金业的海外人士没有人们想像得那么多，起到的作用也很有限，他个人很反对那种懂得一点国外皮毛就搬回中国的做法，“这样肯定人会栽跟头。我们是在熟悉美国基金业运作的情况下，再了解中国市场操作，提出操作思想。”
　　李怀忠的这个部门已小试牛刀，今年南方给了他们一个亿资金操作，他们首先按照相对投资价值选出了500只股票进入南方500这个大篮子，然后再按一定权重进行行业配置，最后由基金经理根据市场选择个股进行组合投资，结果这个分散性的投资组合在7月至10月间收益只亏损了7％，远远低于同期大盘24％的跌幅。
　　胡朝晖：回到深圳
　　胡朝晖笑起来很灿烂，这让他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这也许是南方基金管理层委派他做市场销售的原因之一。
　　同所有做销售的人一样，胡朝晖口才极佳，简单一问他可以滴水不漏地回答得非常妥贴，丰富的表情、轻松的语气，很快让听者入迷。
　　在今年证券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南方作为第二家推出开放式基金的公司，能够顺利完成34.8亿元销售，胡朝晖的清晰思路极佳表达能力应该说是发挥了很大作用。南方基金合作方香港汇丰有关专家曾经评价说，开放式基金从准备到推出至少需要三年时间，而胡朝晖他们只有8个人只用了一年时间，发行成功简直是个奇迹。
　　其实，深圳正是个创造奇迹的地方，胡朝晖作为一个1991年就来到这个城市的老深圳，与同事们一起创造奇迹也就不足为奇了。胡朝晖本科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电子材料，毕业到深圳的首份工作是在赛格日立做管理，后来跳到产业投资公司。1997年，胡朝晖到日本东洋大学学习经济学。从中国证券市场起步时胡朝晖就已开始密切关注，自然而然他将金融作为学习主要课题。
　　出国前胡朝晖就没有在国外发展的打算，去年3月完成学业后他马上回到深圳进入南方基金管理公司，那时公司只有三四十人。今年9月胡朝晖受命负责市场拓展部，进行产品销售、客户服务。
　　胡朝晖在国外呆得时间不长，留学日本其间，胡朝晖最大收获是领悟到学习思考问题和做事的方法与思路比学一些知识更重要。这一人生真谛对他的市场拓展工作大有裨益。
　　对于国内基金公司市场开拓是一个挑战，它直接将基金公司推到前台。事实上，在开放式基金销售方面，胡朝晖他们并没有现成的国内经验可资借鉴。而合作方并不会事无巨细地教给你如何做，只会向你介绍美国式、日本式做法，给你一个思路，最终选择判断还得自己揸主意。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的胡朝晖很快与同事制定出适合国内基金销售方式，顺利做出了中国第一批开放式基金。
　　但是，完成34.8亿基金销售对于胡朝晖而言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市场拓展工作永无止境。胡朝晖认为，目前还要加强中国商业银行对开放式基金业务认识和培训，另外，对投资者也要进行风险教育。
　　证券市场低迷，开放式基金业务开展并不能停顿，“作为市场拓展部一员，我们会抓住机遇树立品牌，迎接市场回暖的时候。”胡朝晖相信，未来随着投资者对基金业务的认识提高，大家比较的不再是费率，而是买基金公司的投资组合和品牌。
　　孙嘉倩：我来自台湾
　　一头披肩长发，一双睿智的大眼睛，一口标准国语，孙嘉倩简洁清纯得与国内大学生并无二致。“让我谈对大陆的感受，是作为海归还是台湾人？”如果不是自报家门你很难想象原来我们身边同事里已有了台湾人。
　　其实，留学生回国工作已越来越不稀奇了，不过，台湾人选择到国内一家没有任何外资和台资的公司工作，倒是让人疑问满怀。答案很简单。“台湾金融规模小，发展前景不如大陆，而美国又太健全，找到的发展空间不是特别大。所以我来了深圳。”29岁的孙嘉倩对自己未来规划也是理性十足。
　　说起来，孙嘉倩的经历也是读书再读书，在台湾本科学心理学，后来在一家企业做财务总监，然后是到美国明尼苏达州攻读MBA，其间在一间小型开放式基金工作了半年。今年7月正式加盟南方基金。
　　这几个月工作经历让孙嘉倩感受最深的是：“南方基金不是让海归回来取代某些人，而是在原有工作架构中增加原来所缺少的部门和职位，这样同事间合作会用良性态度对待，彼此间沟通更加开诚布公。”
　　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使命，孙嘉倩有一个到位的评价：“我们来最大的效用不是改变什么，而是帮助中国大陆与世界接轨更顺畅些，让基金业受到WTO冲击减少一些，是一种双赢。”她以台湾为例，80年代初台湾经济在实现向科技岛转型时，当时从美国引进了很多工程师回来建IC业，“台湾并不是因为有了这些人才转型，而是有了这些人转型得更快。”
　　孙嘉倩有着海外留学台湾人的开放心态，大陆基金业和社会很多方面都比她想象中复杂，对于这种文化差异，孙嘉倩一般不会做出这样正确那样错误的结论，“我只是有些觉得不可思议。”
　　来到大陆,同文同种，孙嘉倩感觉在深圳生活比美国适应得更快。“深圳是一个灵活的城市，北京上海就相对制度化一些。”尽管深圳不可测性大，但在孙嘉倩看来，这个由多种多样构成的城市，机会多效率高，很有活力。当然，连周六周日人们的脚步都急匆匆的，这种忙碌气氛连台北也比不上。
　　孙嘉倩很清楚到大陆来必然有一个磨合过程，“刚开始能发挥的空间肯定会小一点，但我现在感觉已越来越好。”孙嘉倩笑得美丽而自信。